第三十四章 楚子来告

　　如果一定要说周代的创举，应该是西周的行政体制。西周的官僚制可以按照行政理性和具体的行政需要来运作，这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深刻。不同于商依靠霸权和宗教维系统治，正规的政府管理开始在西周出现。到西周中期，基本形成了具有官僚形态的政府体制，主要包括卿事寮、太史寮、王家三大系统。最重要的成就是“寮”这种机构，寮不是具体官职，而相当于常设的行政机构，能把不同官员放在这个机构里，反映了当时周人对政府基本行政功能已经有分类的概念。“寮”本身的字义，象征宫殿里面有火，火意味着灯火通明，反映的是日常不间断的行政职能。中国最早的政府由此诞生。

连周人自己也很意外。为什么周能灭掉商？周人何以配得上这天下？他们希望找到一种解释，同时也是在建立一种正统性。《尚书》中几篇写于周初的文献里，记载了灭商之初周人对这段历史的求索和解释。他们最后相信，是“天命靡常，惟德是亲”的道理让他们继承大统，将商人失国归咎于德行败坏，罪名包括酗酒、荒淫、不恤民力……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记下了振聋发聩的名句：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!”周人发现，商朝的倾覆与夏朝近乎于原样复刻，他们终于领悟，这便是“天命”的规律。周人极具反思精神，譬如他们认为嗜酒是商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，便颁布禁酒令。青铜觚、爵、斝这些酒器，在商朝礼制中居于中心地位，周朝则以鼎、簋等食器取而代之，考古证据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。殷鉴不远，周人处处以商人失国的教训警戒着自己。当他们追溯到公元前1059年那次“赤乌降临”的异象，便追认为那就是受命于天的征兆，文王立国、武王伐纣是替天行道。后世学者普遍将“天命”概念视为周人的一项重大发明，与商人的“上帝”相对立。商人并不尊崇天，他们尊崇“帝”，“帝”是商族的保护神，源于商部落的祖先崇拜。“作为赋予了人性的神的‘天’——宇宙的终极力量，这看上去无疑是周人的一个发现。”

周人灭商不仅是一场军事战争，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甚至心理上的战争。因为商纣王被冠以昏庸残忍的暴君之名，商王朝官员也是嗜酒成性、放纵无能，作为天命所归的周人，自认为有难以推卸的责任执行上天对商的惩罚。如《诗经》所言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。周人自认代表着一套新的道德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。“周人当时很弱小，一看商王朝这么强大又这么残暴，就必须在武力之外辅以德，才有可能团结更多的力量，建立强大的联盟，才有可能克商。”宋江宁说。考古对于“殷周之变说”最直接的证据，是周人遗址中从未出现过人殉、人祭的遗存。与商朝同时的西岐小国，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统治方式和信仰结构。“

商周两代礼制思维分别是注重“人神关系之礼”和“人际关系之礼”，从周初开始，周人——特别是周公——将对天的虔敬纳入礼制框架，提出敬天保民的理念，将“人神之礼”改造为“人际之礼”。王震中认为，实现这一改造最重要途经，就是引入“德”的理念和规范，形成天命与德治、天命与民意相结合的辩证统一。相较于商代的神权政治，这显然是一个飞跃性的进步。周人将敬天保民的思想贯彻在执政中，比如“明德慎罚”“知稼穑之艰难”“知小民之依（痛）”等，与商朝的人祭传统等相比，周人在尊重生命、体恤生民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。许倬云认为，周人提出的“天命”观念，可以引申为两点：第一，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；第二，超越的力量，亦即上天，对于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力。这些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突破，摆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，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。统治者承受天命，就要负起天命赋予的道德责任。“这是高超的理想，很难在真实的人生完全实现，但正由于有此理想，人间秩序的境界得以提升。”

“楚子来告”的表述，俨然是一方霸主的口气，说明周人的实力正在上升。负责发掘的周原考古队推断，这些记载中有很多是武王伐纣之前的先周历史。这些甲骨文体现的语言文字水平，与殷墟甲骨文类似。然而到了西周时期，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则呈现出周人在语言文字能力上的巨大跃迁。现存至少有数百篇西周青铜铭文相当长，内容已经十分完整。幸而有这些今天看来歪歪斜斜的甲骨文和青铜铭文，由于古人对于文字的虔敬和信仰，让后世的人们得以重返真实的历史现场。与传世的上古文献相对照后，传说与信史的分野显现出来。如果说利簋对武王灭商的记录尚显得简明扼要，那么另一些青铜铭文则呈现出丰富而生动的细节。周朝的铸铭青铜器很多用在祭祀祖先的宗教场景中，但内容却通常与祭祀本身并无关系，而是记载了一些真实历史事件，主题相当广泛，涉及周王命令、军功、官员、婚姻、家系宗谱、经济交易、外交和法律条约等方方面面。“比之商代，书写证据在质量上的提高，可以使我们对西周的政治和礼仪制度以及社会状况等方面有更好、更连续的理解。”李峰说。读写文化的扩散并不限于地理层面，同时也延伸到西周各社会领域。不同于商朝主要用文字占卜，西周的政府行政、官员任命等活动都会付诸文字，西周王畿出土了百余件册命金文，便是当时的任命文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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