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八章 危机中的机遇

　　德国人民已经陷入疯狂，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。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，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。

在巴登，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欧内斯特·海明威说，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。现在呢，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。“德国将货币贬值，为的是要欺骗盟国。”

跑堂说，“不过，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？”

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，工人和老年人。工人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，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。

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，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，已成了赤贫。用保值的黄金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，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。

唯一感到高兴的，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，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的废纸去偿还债务。

但是，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、投机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，他们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。

只要花上几百美元，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婪的家伙的财产，传家宝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。

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的。有个妇女，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。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，钞票被倒人污水沟，篮子却被人偷走了。

一个每星期工资达20亿马克的工人，只能买马铃薯给家人度日。基本食物的供应中断后，向来守法的德国

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事件比比皆是。

由于此次通货膨胀的影响，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民接受了希特勒的观点，他们不断开始涌入这个新兴的政党。

看着报名处络绎不绝的人群以及桌上堆叠成山的入党申请书，弗兰兹十分兴奋。

“阿道夫，我们的政党开始朝好的方向发展了。”

阿道夫的嘴角微微上扬，极其自信地看着弗兰兹说道：“弗兰兹！你知道原因吗？因为我的理论是正确的，德国人民迟早会认识到这一点！”

自1月以来，希特勒吸收了约3.5万名新党员。到10月中旬，希特勒更加相信，人民已做好了进行另一次革命的准备。

“当我的狂想和对整个德国人民的热爱要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只能采取行动。”

希特勒对纽伦堡的听众说这样说道。演讲时，他从未这样动过感情。

那年10月，一个炽热的追随者在她的家书中写道，“你真无法想象，这个人开始演讲时，听众有多安静。全体听众好像不能呼吸似的。有时候，我几乎觉得，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无条件的信任，希特勒使用了符咒。”

另一个入迷的听众离希特勒之近，几乎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横飞。

“对我们说来，此人是个旋风式的苦行僧。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们胸中的火焰。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，因为这种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讲中是不灵的，而是用狂热地高声喊叫的方法，但主要的还是震耳欲聋的重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节奏。这种方法能强有力地鼓动人心，且具有原始的、野蛮的效果，他学会了。”

在巴伐利亚，这种煽动性演讲所带来的压力，使冯·卡尔无法执行其公务，尽管他有独裁的权力。

虽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，但巴伐利亚的许多领导人都向他施加压力，要他温和地对待希特勒。

巴伐利亚人的脾气原是民族主义的和保守的，对希特勒之粗暴行径和激愤言论，虽然许多人表示遗憾，但他们也与他一样，梦想德国强大和恢复青春。

“一些原是受人尊敬的感情，却误将人们引上纳粹的歧途，”巴伐利亚民主党一个自由派党员说，“这些人原也想真诚地为国为民服务。”

出于这个原因，巴伐利亚警方人土虽然满腔怒火，却未怎么干预希特勒的暴力。

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奥托·冯·洛索夫将军，在柏林来令要制裁希特勒并封闭其报纸时，抗拒了这一要求。

由于洛索夫继续违令，遂被解职，但这一行动激怒了巴伐利亚政府，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亚州国防军司令。

次日，全巴伐利亚驻军集体违令，几乎等同于叛乱。他们向巴仅利亚助府宣誓与魏玛共和国脱离关系。

“待巴伐利亚与帝国的关系重新得到调时，本人才恢复服从上级军官的原则”。

这是合法的、正式的、没有暴力的反叛。尽管如此，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。

巴伐利亚一名内阁成员私下对罗伯特·墨菲说，“不会发生国内战争的，只不过是国家这条航船大偏向左边罢了。纠正这种情形，过去是，现在仍是巴伐利亚的责任。”

冯·卡尔委员本人也发表文章攻击联邦政府。在《慕尼黑日报》上，他为巴伐利亚之违令开脱，并号召推翻古斯塔夫·斯特莱斯曼总理的新政府斯特莱斯曼靠自己的力量成功，笃信自由和政治权利。

斯特莱斯曼自身也是民族主义者。他攻击说，在普鲁士，有3.2万名马克思主义者占据了各种官职。

“因此，国内的政治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，就是说，他们是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背道而驰的。他们的目标是强迫、鼓动、煽动和街头打架。外交政策正变得国际化，而那些控制外交大权的人们却处心积虑，不让德国再次强盛。”

这些思想和言论，与希特勒的可说如出一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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