混乱的陕西

　　陕西缺粮的状况已让数百万民众陷入绝境，指望官府救援无异于痴人说梦。在这般形势下，起义首领们心思也开始活络起来，觉得抢劫似乎是能最快获取生存物资的法子，于是便动了反水的念头。

而这场因缺粮和人心思变引发的动荡，究竟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平息，还是会愈演愈烈，将整个社会搅得更加天翻地覆。

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身处这个时代的人们，都已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到这混乱的局势之中，难以挣脱了。

杨鹤既然说庆阳的贼寇没有潜伏在九地之下，那么中部的贼寇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而且他明明说增加了兵力和战马来巩固防御，还委派同知去精心训练，说得言之凿凿，然而失职的正是郑师玄，所谓的“朝发夕剿”又该怎么解释呢？

不知道有贼寇却盲目自夸，这种失误在于妄自尊大；明明知道有贼寇却还蒙蔽真相，这种失误在于欺瞒。杨鹤必定居于其中之一。

再看余大成的奏疏，他在《兵祸肆虐》一疏中说临清和德州有防备，实际上贼寇并没有进入山东，还说如果贼寇入境，自然不难擒获或驱散。

从他的语气来看，似乎贼寇很快就会被擒获，然而不到一个月，贼寇劫掠泰安的消息就传来了；又不到一个月，贼寇奔突入海的消息也传来了。

从山东到泰安，再到海边，贼寇横行斜突，纵横数百里，为什么之前既没有听说在境外抵御贼寇，也没有听说在境内擒获贼寇呢？

从前面的夸海口来看，他的失误在于妄自尊大；从后面的窘迫来看，他的失误在于欺瞒。余大成必定居于其中之一。

希望皇上严厉责备这两位大臣，以警示将来。限定他们消灭贼寇的时间，以便取得后续的效果，这样或许边境还能有所依靠。皇帝命令两省的巡按御史核实并上奏。

陕西巡按吴甡回复道臣孙徵兰参奏潼关道胡其俊受辱并传檄一事。吴甡表示，这些事情都只是传闻，并没有胡其俊向贼寇行礼并传檄要求不要抵抗的事情。

只是胡其俊性格比较偏激，对军旅事务并不熟悉，确实缺乏抵御乱贼的才能。应该选择沉稳果断、熟悉军事且有才干的人来代替他。

像胡其俊这样的人，确实应该按照浮躁的条例，调到偏远的地方任职，以保全他的官职。皇帝命令吏部照此办理。

吴甡还核实了赵大胤上报斩杀混天猴（名为张荣华）的情况，此人现在在鄜州接受安抚；艾穆上报斩杀曹操，实际上曹操已经逃走，不知去向；王承恩上报斩杀独行狼、马老虎等人，这些人现在正在围攻中部，并没有被斩首。

之前上报的斩杀情况，都是士兵误认冒领功劳。请求皇帝下令让有关部门核实讨论，等待圣裁。

皇帝说，既然斩杀贼寇的事情属于虚报，那么之前的战功等级又怎么能确定呢？贼寇的势力不断蔓延，明显是纵容贼寇、祸害百姓。督抚应该更加努力筹划，尽快奏报荡平贼寇的消息。

陕西巡按吴甡因为延安地区灾荒严重，盗贼横行，百姓死伤惨重，驿站的疲惫和困苦难以支撑，尤其是安于谷、金明、抚安、鄜城、三川、翟道、云阳等八个驿站的情况最为严重。

他上疏请求从剩余的救济银两中拨出四千两，从九月开始救济到十二月；再从五年裁省的驿站银两中拨出四千两，从第二年的正月开始救济到五月。

总共动用八千两银子，救济八个驿站十个月的马匹和人力需求，这才足够。

庚申年，陕西巡按吴甡上疏说，中部地区被贼寇盘踞已经很久了，围攻一直没有攻下。九月三十日，正当攻城的时候，贼寇用几百人打开城门冲击，副将李鸿嗣胆怯后退，导致十多人受伤，丢失了大小十多门火炮。李鸿嗣应该被责令戴罪立功。

九月初七，庆阳的郝临菴、刘五等贼寇带领数千人从保安镇前往和尚原，与投降的士兵田近菴等人合谋援助中部。他们的阴谋非常狡猾。

总兵杨嘉谟、副将曹文诏、榆林道张福臻正在领兵围剿，胜负尚未确定。应该下达明确的旨意，限定时间剿灭贼寇，收复城池。

否则，镇将们都应该戴罪立功。因为贼寇中最凶残、最狡猾的人都聚集在中部，如果不彻底消灭这股逆贼，就无法震慑其他贼寇，也无法维护朝廷的法纪。这关系到三秦地区的安危，不能掉以轻心。

此外，镇靖地区的奸贼煽动叛乱，虽然道臣戴君恩擒获并斩杀了三十九名首恶分子，但内部的叛乱刚刚平息，边境的祸患又再次出现。

贼寇抢掠守护孟应徵，抢劫威武，杀害守备梁濮标，抢劫清平，掳走游击尤兆玉。在强敌乘虚而入、肆意作恶的时候，边境的堡垒粮饷匮乏，兵力单薄，恐怕未来的祸患还没有结束。

总之，只要流贼一天不被平定，内地就一天不得安宁。如果贼首郝临菴、田近菴等人以前也曾被招抚，但关内道翟师雍办事不力，误信奸诈的军官李在川，串通贼寇，导致反复作乱，祸害百姓。

翟师雍也应该被责令戴罪处理，等到事情平息后再进行处分。请求皇帝下令督抚、道臣和将领们努力立功，早日奏报荡平贼寇的消息，不要拖延时间，浪费军饷。

否则，残破的地方就更难恢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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