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景文议天下危乱之源

　　大明早朝会议，崇祯皇帝看着奏折眉头紧锁，神情严肃。奏折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地奏报上来的紧急情况，尤其是关于流贼肆虐、边疆不宁的消息，让他忧心忡忡。

“众卿家，”崇祯皇帝开口，声音中带着一丝疲惫，“近日来，朕接连接到各地奏报，流贼猖獗，边疆不宁，朕心甚忧。尔等作为朝廷重臣，可有良策以安天下？”

朝堂之上，文武百官面面相觑，皆露出凝重之色。片刻之后，一位大臣出列，拱手道：“陛下，臣以为，流贼之所以肆虐，皆因百姓生活困苦，无以为生。

若朝廷能广施仁政，减轻百姓负担，使百姓安居乐业，则流贼自然无以为继。”

崇祯皇帝点了点头，但随即又叹了口气：“爱卿所言极是，但朝廷财政困难，加之边疆用兵，实在难以有余力广施仁政啊。”

这时，另一位大臣也出列道：“陛下，臣以为，除广施仁政外，还需加强边疆防御，遏制流贼蔓延之势。同时，可派遣能臣前往各地，招募勇士，组建军队，以武力平定流贼。”

崇祯皇帝听后，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之色：“爱卿此言有理，朕即刻下旨，命各地官员加强防御，同时招募勇士，组建军队，平定流贼。”

说完，崇祯皇帝又拿起了另一份奏折，继续审阅起来。

臣（范景文）原任河南巡抚时，曾上疏奏报天下百姓的生活已经困苦不堪。

百姓的困苦，有的是因为遭遇水灾、旱灾等自然灾害，这是天灾；也有的是因为遭受盗贼的侵扰，这是人祸。

灾害和祸患虽可怕，但可通过补救和消除减轻。然而，百姓最痛苦的是差役问题。

例如，收税有“收户”和“解户”，驿站传递有“马户”，供应物资有“行户”。这些差役名义上由“大户”承担。

理论上，有田地应交税，有税应承担劳役，看似合理。

但实际上，真正承担差役的往往是中等收入家庭，导致他们陷入困境。

几年下来，县邑中几乎没有完整家庭。即使能暂时逃避差役的人，最终也会贫困，家破人亡。

这种苦难比水旱灾害和盗贼侵扰更残酷，令人痛心。

曾有人建议实行“一条鞭法”，将差役平均分摊到赋税上，由官府雇人承担，以减轻百姓痛苦。

但实际中，百姓仍需为官府效力，甚至卖妻卖子，耗尽家财。

这是因为“一条鞭法”推行后，大户逃避差役问题未解决。差役若在百姓身上方便，百姓愿意改革；若在官府身上方便，官府不愿改革。

官府与百姓间缺乏信任，即使官员关心百姓，胥役作梗，问题仍无法解决。佥派差役时，胥役可任意抬高差役价值，索取好处，百姓不得不奉承他们。

结果官府人员日益富有，百姓日益贫困。百姓贫困，国家怎能富足？私人费用增加，公共赋税减少，是必然结果。

我（范景文）深感痛心，希望能令地方官员真正实行“一条鞭法”，将所有的差役都归由官府承担。

崇祯皇帝对此表示，体恤百姓疾苦是巡抚和按察使的首要任务。并要求将革除佥派、实行召募等措施作为重要的指导原则，永远作为制度执行，不得因为范景文已经离开而有所改变。

崇祯三年五月，河南巡抚范景文上奏，提出六项改革措施：加耗、苛罚、私派、健讼、假盗、窝访，并请求永久执行。皇帝批准，要求地区遵守。范景文指出，河南虽被视为安全之地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

黄河以北旱灾，以南水灾，两河之间盗贼和邪教活动频发。邪教起源于几人，迅速扩散至北直隶、南直隶、山东等地，河南成为其主要活动区域。

范景文与按臣吴甡虽督促地方治理，但因边境告急，京城需优先保护，无法兼顾两河地区。

吴甡采取措施，挫败邪教阴谋，击溃其势力。范景文北上后，军队空虚，人心动摇。

吴甡驻守会城，招募训练士兵，渡河扬兵，选拔乡勇，推行保甲制度，赈济饥荒，指导地方官员。

祥符、杞县、鹿邑等地擒获匪首，归德知府董嗣证、推官萬元吉也擒获匪首。过去，兵马钱粮由巡抚负责，按臣稽核。现范景文责任交按臣，吴甡忠勤任事，暂时安定两河地区，但问题未完全解决。

范景文希望皇帝重视此事，让按臣与新巡抚共同治理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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